目前已有非常多的產業導入人工智慧（AI）或所謂機器學習（ML）等技術，但 AI 可持續優化的原因在於物聯網（IoT）的協助。因此有人認為IoT是連接實體與虛擬的橋樑，讓 AI、ML都能取得實體世界的資料並優化性能，故而出現「AIoT」即智慧物聯的新名詞。若將數位時代，稱為智慧物聯網（AIoT）的時代，也不為過。
AIoT涵蓋的所有軟硬體，包括晶片、記憶體、傳輸介面、硬體裝置、通訊協議（Wi-Fi、MQTT、藍牙等等）及應用程式、雲端平台與各個內外部網路等等，單一設備與各個網路的串聯關係異常複雜，需要深入研究設備與通訊節點間的資安問題與管理方案，這也是現階段AIoT發展的最大挑戰。隨著未來幾年的5G發展，將大幅擴展AIoT連接設備的深度和廣度，也將更顯現解決資安問題的急迫性，資安產業有充分的機會加強應對5G和AIoT結合為企業帶來的全新挑戰。
由於AIoT的運作就是透過設備蒐集、分析、運算並存取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或數據，包括臉部影像資料、網路使用行為紀錄等資料，例如Amazon、Google、Microsoft、Apple等科技龍頭均以用戶的使用數據來訓練AI，因此科技發展應用與消費者隱私權之間的角力與爭議逐漸浮現，世界各國如何制定完善的法規，維護資訊安全、消費者權利、隱私權保護，包括美國或台灣是否朝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法（GDPR）的嚴格方向去做調整規範，均有待觀察。
在我國已有個人資料保護法、消費者保護法等規範存在，但前揭爭議問題仍有待解決。個資法與消保法在保障消費者或用戶方面，實在是密不可分且不可或缺的！由於個資法是從人格權延伸出來的概念，而資安保護可能包括個人隱私，也牽涉到企業資料與商業機密、利益，甚至其資產安全（具備財產性質）。若企業在其線上的某商品或服務需要取得消費者資料，均須有一個冗長且詳細的告知，使消費者明瞭並表示同意。消費者亦須具備資安意識。
我國也禁止企業或服務端濫用個人資料或數據，以避免駭客在做目標式攻擊的時候常常會搜尋用戶的數位足跡，例如使用者的個人喜好、同事朋友等等，以提高駭入成功的機率。依照我國個資法規定，只要企業沒經過消費者的同意，逕自利用消費者的個資進行行銷或其他行為，就符合濫用個人資料或數據。
這些資安爭議常常涉及數位鑑識包括系統Log紀錄的追蹤，這些法律事證的糾紛及責任歸屬，基於個資法第28、29條與消保法第7條為民法第184條的特別侵權行為規定，為保護消費者財產或當事人的個資，採取舉證責任的倒置，須由企業先證明其有善盡適當的安全防護與個資保護之義務，始可免責。（至於在AIoT時代的數據個資，其權利屬性究竟為人格權或財產權？其歸屬為何人所有？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大數據是否為新型態的數據財產權尚未有共識，此部分有機會將另撰文介紹）
在富爾特公司案（士林地院107簡上225民事判決）裡，該公司雖抗辯盡到適當的安全防護與個資保護之責，但法院認定其網路平臺之內部及外部風險控制存有諸多缺陷，並且未能完全落實其個人資料保護的管理。此外，法院也參考當時富爾特公司委託資安業者調查的資安事件報告，包括使用專業鑑識工具eDetector與EnCase蒐證暨分析目標主機，發現有多項Log記錄不完整的情況，以及內部機敏資料被上傳到外部雲端硬碟的狀況。故法院認定富特爾公司有過失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反之，在雄獅旅行社一案（士林地院107消6民事判決），雄獅公司提出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符合規定，且該案是第三人入侵，並非雄獅旅行社管理不當，而現今科技仍無法提供可完全防堵駭客攻擊的技術，不能僅以電腦系統遭他人惡意入侵，即推論旅行社違反個資法規定或管理上有所疏失。故法院認定雄獅無過失，無庸負賠償責任。
另外，我國的資通安全管理法有相關規定也提及主管機關必須設定「安全維護計畫」，例如金管會有指定銀行訂定安全維護計畫，盡可能達成降低資訊使用上的風險。而在刑法方面也有制定妨害秘密、妨害電腦使用等罪章，以嚇阻網路犯罪。
甚至在AIoT快速發展的情況下，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及台灣法務部提出的「科技偵查法」草案，提出企業要給執法機關「走後門」而得採取線上搜索，亦即政府當駭客植入木馬程式到民眾的裝置上，關於科技和法律之間的模糊地帶，該如何去做權衡？民眾若以通訊軟體如LINE、FB Messenger、Telegram、Skype或WeChat等網路電話聯繫，國家機關施以監聽聲音、監看文字，如未遵循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扣押或如同通訊監察及保護法等規定，抑或不符合「令狀原則」、「相當理由」、「重罪原則」、「外部監督」等程序規範，恐存有侵害人民基本權（秘密通訊、隱私權）之疑慮而違反憲法的結果。此為我國法治國精神之所在，絕不容許輕易妥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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